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何晏論語集解說:「立,有所成也。」此句意謂年三十,則學有所成。承上句指「學」,應無疑義。值得推敲的是從十五志學,到三十方有所成,何需如此漫長的時日?十五年中他學些什麼?

  引起疑問的原因是我們站在今天的立場看古代。生長在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由於人類知識不斷累積,人們學齡日益增長,在今天的人們花費十五年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在二千五百年以前的知識,也需要十五年才能有成嗎?

  在兩種情形下,以上的疑慮是多餘的。一是如果說「活到老,學到老」,這個問題自然不能成立,甚至十五年還嫌少,三十難言「立」,至死尚不足。另一是任何時代都有該時代的人在生活上必須學習的,只是時移代遷,我們對該時代已無法瞭解,甚至以古非今,以至有上文的錯覺。可是不論如何,這仍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古人有試為解說的,例如皇疏論語義疏上說:「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乍看之下,皇疏所言,正合十五之數,可謂天衣無縫。但稍具常識的人即可看出,這完全以後世觀念解古人。一:五經原為六經,五經乃秦火後,樂經喪失後之名,如此則與「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之數不合。二:「詩、書、禮、樂、易、春秋」合為六經,恐怕是孔子晚年之事,孔子早年所學可能只有前四項。與「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之數,又不相合。三:儒家書以「經」為名,始於筍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孔子在世時並無「經」之名,何況早年?因此,皇疏之說殊不可信。

  為什麼須十五年的時光,可能的推測有下列三點:

  第一:國家設立學校的用意有目的、有計畫、有方法的誘導青年人,使青年尤其是有為守法之士能縮短他們自我摸索的歲月,學有所成,為國所用,這是教育的宗旨。我國在西周時期,已有高度文明,據舊籍傳文,教育十分發達。但自平王東遷後,「大學」已蕩然無存。因為依孫詒讓周禮正義及冀以周禮書通故引鄭鍔、陸佃之說,均以為周之大學有五學,均在國之南部。犬戎之亂後,大學不可能獨存。或許有人以為東都洛陽亦有相同之制,但據考證孔子一生不曾去過洛陽,因此孔子沒有趕上西之周盛世就讀大學的機會,也有人說孔子之時官學仍未廢,如鄭子產「不毀鄉校」(見左襄三十一年),子產死在孔子三十歲,鄭國又為當時晉楚爭霸八十年間有七十次戰爭的所在地,鄭國上有「鄉校」的存在,況且魯國本為周朝第一文化的重心,戰爭亦不及鄭國之慘烈,但仔細思量,只是鄉校,而非大學,因為大學為天子之學,諸侯邦國恐不能設置。孔子多進入鄉校之類的學校,更高層次的,就必須靠自己去摸索了。自我摸所費時廢力,人所共知,這可能須如此長時間的原因之一。

  第二:衣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詩三千餘篇」,這個數字近人有所懷疑。我們若從客觀的角度去想想,詩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物產,若從三朝算起,到孔子之世已有三千餘篇,這個數字是不為過的。世家又載書是「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雖未有明示篇數,漫長歲月所積,理當不是少數。禮則禮儀篇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要學習起來,真須要不少時日。加上並非集於一處,左傳昭公十七年載:「仲尼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同時政教不分,官師合一),即所謂「學在王官」之「官」,論語子張篇也載:「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要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要到「四夷」(指非京師之地),到一切都有相當認識的時候,也難怪已經三十了。

  第三:前節曾說過孔子幼而喪父,到長大已是沒落的貴族,貧困圍繞在他的四周。到十九歲又和官氏成婚,一年後生子伯魚。若典籍無誤,這時候的孔子還得肩負家庭生計。孔子曾自述:「無少也賤,故多能鄙視。」(見子罕篇)孟子萬章篇也說孔子為了生活「嘗為委吏」(主委積倉庚之吏),「當為乘田」。生活的重擔,多少構成在學習歷途上的羈絆。因此花費上十五年的學習歷程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三種仍不免是一種推測,但都是根據典籍盡量求其客觀,在史實上的發展,求其何理的判斷,當不致違背事實太遠。而孔子的可貴也是建立在這種艱難的基石上。以一種不曾進入正規學校的人,憑著立志向學的一顆心,排除學習上的種種阻礙。

   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孔子教學生些什麼來看,多少能知道他學些什麼。因為要以此教人,務必自己曾經學過。

  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義者七十有二人。」此處所謂「六藝」,乃指詩、書、禮、樂、易、春秋,而非後世一般通稱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易為孔子晚年所學,此處可置而不論,春秋雖晚年所修,但是為褒,以使後人戒懼它和書都有使史的功能,因此早年也必然閱讀過。可見三十歲以前的孔子,起碼學過詩、書、禮、樂、春秋是可以斷言的。今觀論語,乃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談論這些的痕跡。

  從這五項中,可以歸結出兩個答案,一是有目的的學習,二是從論語中可見孔子於禮樂用心獨多。

  我們可以很顯然的看出,這五項都是從政者所必須的。在周朝,禮樂為從政者所必備,孔子心儀的周公,就是制裡禮作樂人物,為孔子所重,自不待言。書和春秋以今天而論屬「史」的範圍,一是當時的古史,一是當時的近代史,讀史可知興替,可法苦古人,以為今人鍼貶,自然也是從政者以古鑑今不可少的條件。至於詩,它原本是純文學功能,可是到春秋時已是外文辭令的必需品,孔子早可從晉文公流浪在外十九年中得知,而牝們也可以從「不學詩,無以言。」(見季氏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見陽貨篇)中得知孔子對詩用在從政上的觀念。由此可見,這十五年中所學,是為了成為一個從政者所需要的目標前進;這又可證明,孔子十五歲志於學是有其目的的。這種有目的的學習還可以在下面一則論語到證明: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本章以我們傳統以農立國及現代職業無貴賤的角度視之,都不免引人反感,但如以孔當年而言,要學,就要學如「平治天下的大道」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及「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的「道」,都是如此。(以上解說見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後來傳孔子經學的大師子夏也說:「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張)孔子教育學生的目標,既不是僅想替國家培育好的國民,更不是專門培植學術人才,而是想造就一批多才多藝,有為有守的政治幹部,來擔任行政工作。所以,就教育的性質而論,孔子的教育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教育。所謂「君子不器」(為政)的本義也在此。

  孔子罵樊遲是「小人」(當解作「小民」),不是罵他道德壞,而是罵他沒志氣。孔子的教育是教給學生如何治理人民,而不是教給學生如何去作人民。(以上見杜呈祥孔子)我們明白了這一章的意義,從孔子要求於學生的,自然可知這十五年中,他自我學習的內容是和「志於學」的背景完全是緊密相聯的。

  其次,從論語中可見孔子於禮樂用心獨多。論語中當然見不三十以前的孔子學習的形情,但卻記載了下列幾孔門弟所見孔子的形像: 子入大廟,每事問。(八佾.鄉黨)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述而) 子在齊,聞詔,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

  無可置疑的,這幾則都是三十以後的事,足見孔子的學習在這兩項上綿延到三十以後,才能為弟子所見。「入大廟」一章在論語中,竟然出現兩次,可知弟子們對這事的深刻程度。記習樂用「三月不知肉味」之語,尤明孔子入樂之深,但還不及史記的一段文字精采。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調子)矣,未得其數(節拍)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感情、志向)也」有問,曰:「己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人格)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這個故事依某些歷史的記載是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孔子所學的琴曲是「文王操」,作曲人是周文王。起初師襄王教他時,並沒先說曲名及作曲者,經過他刻苦練習,從曲、數、志,一直到瞭解作曲者的人格,最後竟在琴曲裡看到一個臉色黑黑的,個子高高的,眼睛注視著,心裡好像要做天下君王的作曲人,並且斷定這個作曲人一定是文王。如果史記中所載屬實,孔子這種音樂的天份及努力向學的精神,想來天下是找不出幾個人的。因為有這種超乎常人努力及特殊的智慧,所以論語中不讀見其習樂,也因此而能論樂。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禽如也;從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詔,「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足知孔子在音樂上的造詣。

  然而,孔子的「三十而立」,卻立在禮上。可資證明的有二:一仍是論語;一是左傳所載。論語中「立」字常和「禮」字有密切的關係。譬如秦伯篇說:「立於禮」,季氏篇又說:「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也說:「不知禮,無以立也」,因此,今人楊伯峻論語注譯中說:「論語的『立』經常包含著『立於禮』的意思。」左昭公七年也記載了一段文字:公自至楚,孟僖子病(遺憾)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家臣)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世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敬叔)與何忌(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當時孔子年三十四,可見已因知禮而見重於貴族。這段文字不獨證明三十而立是立於禮,文中「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一語,正和論語中前所引的觀念全相吻合。

  至於五科之中,為什麼三十歲獨於禮有所成?這一點我們必須先瞭解禮的功能。禮字根據專家的看法,原只是指「祭祀的儀節」而言,後來慢慢的演變,才成為代表一般行為規範乃至經濟、社會、政治等制度的名稱。這個意義大抵成成熟於西周末年,而大大流行於春秋時代。但不管如何,後世所謂的「周禮」,已是指周人一般的行為規範,以及當時種種制度而言了。(以上見李日章著中國哲學現代觀)既然禮是行為規範的標準,「不知禮,無以立」,「不學禮,無以立」,這是必然的道理。而從「三十而立」的角度來看,禮具有當時種種制度這方面的功能,比單純的「立足」要更有意義。前面「十五志學」的部分裡,我們推論孔子之所以志學,是要解決人們的痛苦,解除人們的痛苦要取得實際的權力,要取得權力,務必從政,要從政務必有為政的能力,而能力之一的見識,即需從讀書中,去暸解人類歷代的制度,分析各代制度的利弊,更從而研究出一套適合當代人的制序準則,使人們有所依從。既然禮具有經濟、社會、政治等制度的功能,因此自然成為十五志學後所習對象的核心了。

  不過,某些學者認為孔子的知禮和地理環境有關,因為在孔子以前,魯國便有靠相禮授徒為生的儒,孔子一生更是大部分時間從事這種職業。(見傅樂成著中國通史)而從孔子一生心路歷程而言,這種環境適足以促成其志。因此,立於禮,有其主觀的需求及客觀環境的影響。

  最後附帶一筆的是禮樂在孔子心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因為就從政而言,它們在當時有同等的重要性。譬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重;刑罰不重,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何晏集解:「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 但就孔子一生心路歷程言,三十而立者恐為禮,樂則涉及心性,故曰:「立於禮,成於樂。」﹝秦伯﹞

回到孔子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