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功能 - 結構功能論 V.S. 新左派批判及後結構主義

教育社會學理論學派與發展

姜添輝(國立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社會學家所關心的是屬於較大層面的社會現象與問題,諸如社會文化、典章、制度、機構、人群互動等等。由於這類研究主題包羅萬象自然導引出許多的理論,其觀點甚至是彼此相左。儘管這些理論在觀點上呈現分歧現象,但是卻顯現出一些共同的思想脈絡。基於此本文將探討影響教育社會學理論發展的一些主要社會學研究取向,此種做法提供概要性且清晰的架構將龐雜的社會學理論作系統性的組織,並且亦使初學者得以較容易的掌握教育社會思潮的要點及其先後的發展關係。基於閱讀者的基礎與接受程度,並參照一些廣為使用的教育社會學教科書(林清江,民 70;陳奎喜,民69,民79),學派的分類局限於結構功能學派(structural-functionalism)、衝突學派(conflict perspectives)、符號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等三個。

結構功能學派

社會學學派尚未發展出來之時,研究者對社會現象與問題的探討存有相當濃厚的哲學成分,而這些哲學思辨往往對後來的學派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法國學者孔德(Auguste M.F.X. Comte,1795-1857)的實證(positivist)觀點及英國學者史賓塞(H. Spencer, 1820-1903)的結構(structure)、功能(function)與社會機構(social institution)等觀點對結構功能論的興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Mitchell, 1979),所以在探討結構功能的假設之前應回溯孔德與史賓塞的思想。孔德並未擁有高級學位,當他在巴黎工業專科學校求學時(École Polytechnique),由於不滿幾何教師Lefebvre翹著二郎腿回答學生問題的傲慢教學態度(孫中興,民82),而與他發生口角衝突最後被退學。但此種情況似乎並未影響到孔德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他對知識的研究觀點強調科學性的實證取向,他主張人類歷史歷經「神學Õ玄學Õ實證」(metaphysical, theological and positive)三個階段的演化,他並以天文學、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為例來論述科學研究亦歷經此種歷程。在其觀點中歷史事實與社會現象具有共同的法則(Mitchell, 1979),所以可以科學方式來處理,它具有四種特色:「第一,它是唯一理性地展現了人類思想的邏輯法則;第二,它可以重振積弊已深的教育;第三,它可以輔助其他個別的實證科學向前進步;第四,它提供了唯一一個改造社會的穩固基礎」(轉引自孫中興,民82:頁68)。由此可見在孔德的眼中科學性的實證研究才足以產生客觀與正確的知識,並進而促進社會的穩定與進步。他並主張實證研究的方法包含觀察、實驗、比較與歷史,這些實證取向所得知識的價值得以進行預測,並進而足以產生行動。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德被冠稱為社會學之父,此種尊稱起源於其對學門的分類(孫中興,民82),他在其《實證哲學講義》認定科學研究的學門包含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社會物理學、數學等六個。之後在其《實證主義概觀》中對上述六個學門重新區分為七個學門,分別為研究物質秩序的數學、天文學、物理與化學,這些學門的研究範圍與對象為無機世界故又稱宇宙學。相對於此則為研究有機世界的社會學,此一類別中又區分研究生命秩序的生物學,集體或是社會存在的社會學,以及個人或道德存在的道德學,後兩者的共同範圍為人間秩序的研究。孔德結合拉丁文的socius與希臘字的logos創立法文的sociologie(英文為sociology),由於社會一詞為孔德所創所以被尊稱為社會學之父。儘管如此,孔德眼中的社會學所包含的範圍較類似於現今的社會科學,而非現今較為明確與狹隘定義的社會學(可參考第一章)。他將社會學區分為社會靜學與社會動學,前者包含兩性與家庭、社會(著重於有機比擬論、社會分工、社會力)、語文、政府、經濟。後者則涵蓋前述神學Õ玄學Õ實證的社會進步三階段律、過去與未來之間。

史賓塞與孔德有相當類似的觀點,他亦認定科學研究在知識獲得的重要地位(Low-Beer, 1969),科學被視為是任何一種知識的基礎,它是獲得知識的唯一理性途徑。運用實驗與觀察等科學方法得以發現事件間的因果關係,此種關聯性是發展原理原則的基礎。換句話說,適當運用科學方法得以得到客觀與真實的解釋,並足以解析出許多經驗方面所隱藏的共同法則,此種客觀的知識才足以作正確的判斷。然而此種知識並非純然的科學,而是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實用價值必須連貫到人類生活的實際概念,並且具有經驗取向。此種實用取向使史賓塞將科學與自然置於所有經驗中的中心地位,所以他所界定的科學學門並非侷限於狹隘定義中的自然科學。相反的,是類似於現今包含許多學門的社會科學,諸如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等。除此之外他發現有些理論與原則的知識來自於藝術活動,例如創作形式與技術的運用與了解皆包含著科學特性,所以主張將許多技術性科目、實際技術、藝術與宗教歸屬於科學。

經驗與實用取向並影響史賓塞對個體與社會關係的解釋,他深信個體必須被視為社會有機體中的一個部分,在此種結構性的組織中社會機構自然必須具備社會性功能,以將個體納入社會結構之中。個體處於此種結構中所意指的是某一個社會情境,所以社會進步與個體幸福取決於物質條件。這些論點顯示於其對教育功能的界定,史賓塞認為教育具有五項目的(Low-Beer, 1969; Spencer, 1963):自我生存、賺取生計、父母身分、適當社會與政治關係的維持、以及包含藝術的休閒生活。上述五種目的顯示出結構與功能的特性,這五種目的包含物質主義的先後秩序結構。而此種結構所產生的功能在於透過社會機構對人進行社會化,在此歷程中人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分子,他具備自我求生與發展的技能,以及所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教育此一社會機構所應具備的功能是被界定「有用」(usefulness),此種有用指的並不侷限於個人,更適當的解釋是對社會而言,所以教育應具有社會性的功能,此種功能在於消除人口增加、工業化與都市化所可能造成的混亂。

上述要點顯示出孔德與史賓塞皆認同實證主義的重要性,其包含的意義是事物具有共同的原理原則。再者社會是一個有組織的結構體,社會機構具有正向的社會性功能。前述這些觀點所形成的思考模式影響到後來的研究者對社會的解釋,他們認為社會是一個有組織的有機體,成員間具有和諧與依存的關係及同質性的特性,此種關係並進而導引出結構功能的論點。下述段落將近一步探討這些假設:

二.一 結構功能學派的基本假設

        基本上結構功能論的學者從功能的角度出發來探討社會的結構,並解釋社會的現象。他們往往將社會視為一個有組織的結構體,在此結構中的各組織(部門)各司所職。彼此的運作與所產生的功能並不互相干格,相反的,存於其間的關係是和諧,而且具有互相合作與依賴的特性。

(1)社會為一功能與完整的結構體:瑞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 1952) 的生物體理論將社會描繪成一個具備完備功能的組織,他指出生物體由許多的細包組成,就如一個社會是由數量龐大的個人所組成。許多細胞又形成生物體的器官,如手、眼、鼻、口、耳等,就如許多人組成社會部門(在此大多意指分工體系),如醫師、教師、警察等。生物體的各個器官都有其獨特功能,以滿足生物體的需求並維持其生存。就如五官的功能是接收外在環境的資訊,無論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皆各有所司,經由各器官得來的訊息,使得生物體得以依據這些資訊作判斷,而能在環境中求生存。同理各個社會部門代表其特有的功能來服務社會,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並利於社會運作甚至生存。就如醫生提供社會大眾醫療體系的服務 (Parsons, 1959),若無醫生來提供此種服務,則許多人將面臨死亡的威脅,這種情形甚至可能導致社會的混亂。生物體各器官所產生的功能,不但是獨特而且有穩定的特性,如眼睛的視覺功能是持續的,並不會今天是觀看物品,隔天變成聽覺的功能。相同道理社會各部門提供給社會的特有服務亦是穩定的,例如警察是維持治安,這種功能是穩定的,並不會今天是,隔天變成金融服務,教師的教育功能也不會隔天變成維護社會治安的功能。

雖然各器官所產生的功能是獨特的,但每一個生物體皆能處於平衡狀態而生存,其原因乃在於這些獨特功能呈現統整的現象。就好比一個人在走路時,腳、眼睛、耳朵、心、肺等器官同時統合以利運行。這種統整亦被類推到社會部門所產生的功能,就如即使行政院各部會有其掌管教育、內政、法律、交通、財務、經濟、農業、社會福利、文化等的不同任務,然而這些部會是通力合作來推動國家建設、促進社會進步。想像假若社會各部門的功能互相抵斥時,則社會便易產生運行的困難,試想警察罷工時的情景將是盜匪有機可乘、交通混亂。瑞克利夫˙布朗並進一步以生物體新陳代謝的觀念來解釋社會演化的歷程,生物體並不會因為有新生或是死去的細胞,而改變生物體的生命。同理社會持續著進行演化歷程,出生、死亡、遷出與移入等因素造成的成員消長並不影響社會的運作與生存。

(2) 和諧與依存的特性:由於社會是一個完整、縝密的結構體,結構功能學派的學者認定社會成員是互相依賴且合作的。大體上,這種依存的關係可區分兩個方向來說明。其中之一是從社會結構層面來分析,若是社會架構呈現緊密的連結性,社會成員便有明確所屬的功能與責任。涂爾幹 (Durkheim, 1933) 的理論便反應出這種想法,他認為社會現代化之後,生產技術產生了專門化(specialization)的趨勢,專門化的技術促使社會的服務轉為細密化,亦即社會的運作與進步有賴精細的分工體係。每一個職業的功能有其獨特性,但整體而言缺一不可,彼此間有合作的特性。而這種合作的關係源於群體性的責任感,涂爾幹表示社會分工體係足以將原本散落的社會成員加以有系統的組織,最終形成一個完整且縝密的社會架構。分置於各職業的成員產生一種強烈的群體隸屬感,每個成員明確認知到本身的職業責任與功能。換句話說,這種群體性的責任感凝聚個人的共識,使得共同為社會服務,在此情境下個人得以受益,所以彼此有互相依存的關係。

        第二個觀點並不從群體性的角度來剖析,而是從人類個人的需求出發。馬陵諾斯基 (Malinowski, 1926) 在<原始社會中的犯罪與風俗>一書中指出人類需求導致互相依賴的特性。他詮釋社會賴以生存及延續的是成員之間的互助合作,社會活動的產生源自於個人需求。他發現原始部落捕魚活動的產生是因為每個人皆有食物的需求,此種需求進一步形成群體性互助合作式的捕魚活動。例如船主不得拒絕提供魚船給族人從事捕魚活動,在捕魚活動的歷程中,每個人皆有明確的職責與功能。捕魚活動結束後,每個參與捕魚的人皆分得其應得的魚獲量,當然船主也分享應得的魚。馬陵諾斯基發現此種由個人需求所產生的社會群體性活動,不僅發生在這個原始部落內部,亦促使部落間進行交流活動。由於居住於島上的原始部落的食物來源只有魚,島上並無種植蔬菜,所以島上居民便將剩餘的魚與其他部落交換蔬菜。上述的捕魚與食物交換行為等群體性社會行為呈現出互相依賴且合作的特性。

(3)知識技能與道德規範的重要性:上述的內容中顯示出結構功能主義者的兩個重要假設是 – 結構功能與和諧依存。前者所牽涉的問題是如何才能發揮功能?當社會分工體系被視為社會的服務部門時,各職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變成探討的中心主題。而光有知識技能並不足以促進社會進步,若無共識的基礎易流於單打獨鬥的局面甚至互相抵觸。所以互相依存式的共識變得很重要,在如何塑造較一致的信念、觀點、價值、態度等問題上,道德規範的重要性成為另一個中心主題。

涂爾幹(Durkheim, 1933)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論述知識技能與社會道德規範在社會文明化歷程中扮演著重要地位,知識技能使人得以投入生產行列,生產行列的各行各業猶如一個系統性的架構得以將個體作有結構性的組織。道德規範則能規範人的行為,並提供作為群體生活與交流活動的架構。而知識技能與道德規範間更有交織作用,因為這兩大要素在社會變遷歷程中有相當程度的演變。涂爾幹詮釋社會演化是從低到高層的生產技術專門化以及逐增的人群互動所需的道德規範,在此過程有兩種的社會型態。第一種是基築於無機的連帶體 (mechanical solidarity),此種社會需求較少的生產技術專門化,人民是被原始性的機構如家庭所束縛在一起。

涂爾幹表示生產技術專門化使社會進入第二種類型,其特徵是發展出精細的分工體系。複雜的分工體系需求專精的知識技能,此種情境導引出異於第一類型的道德規範,源自各職業本身的道德能形成一種縝密的連帶性,涂爾幹將它稱為「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因為社會分工體系能安置個人到各個職業,個人能認知到其隸屬職業的責任與道德,並能加以力行此種群體性責任感 (Cohen, 1968)。由於個人被有系統的安置到社會分工體係中,社會不再只是包容一大群散落的個體而已,而是由一群有明確職責與道德的人所形成有組織的結構。此種組織性並使得國家任務得以傳遞至原為散落的個人,縮短個人與國家的遙遠距離,職業責任感使社會得以凝聚散落的個人並成為一個緊密的組織。由於此時的知識技能與職業道德規範已異於先前的第一類型社會,所以家庭與宗教的社會性功能逐漸消退,知識技能的累積與更新導致複雜的社會分工,再加上社會的封閉性也漸漸瓦解,下一代未來所從事的工作不再局限於父母親的職業。在此情形下父母親已無法精通每一種行業,來教導其子女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所以他們所扮演的教師功能也逐漸減少。再者家庭與宗教所具備的社會道德規範功能也相對減弱,因為每種職業皆有其自身的職業道德規範。隨著社會分工體系的複雜化,家庭與宗教所能傳遞的已無法含蓋這種複雜特性,而只局限於約略性與概括化的社會道德觀念。

三、衝突學派

        一些社會學者否定上述結構功能論的假設,他們批評此一學派忽略人類活動中的權力因素,以致於低估其所造成的衝突現象,這些人否定同質性的觀點,並以衝突、宰制等觀點來解釋社會活動、現象與結構。由於此派學者深受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思想所影響,故被稱為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以衝突、宰制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故又稱衝突學派。再由於馬克思主張社會進步有賴激進的革命手段,所以又名左派批判主義。

儘管馬克思對衝突理論有深遠的影響,但是早在十七世紀時英國哲學家Thomas Hobbes(1588-1679)便已經以衝突的角度來看待人類活動及社會現象(Campbell, 1981)。Hobbes主張社會群體生活、結構產生的原因起於個人需求,然而此種觀點與先前馬凌諾斯基的功能導向不同。相反的,人被視為是自私導向的動物,此種觀點影響到Hobbes對人群活動及社會結構的解釋。他認為除了行為動機上有慾望(appetite)與厭惡(aversion)的區別之外,尚有分別代表好與壞的滿足與失望,此種倫理學的自然理論將道德簡化為個人在何者能滿足其慾望的理性估計。人持續不斷的試圖滿足自身的慾望,並從經驗中習得最有效的方法與避免失望。Hobbes指出慾望的達成依賴於權力,而權力的獲得總伴隨著衝突。但在另一方面人類期望有秩序的社會,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形成化解了介於衝突與秩序間的矛盾本質,此種契約並非建築於彼此合作的關係上,關鍵因素在於個人確信藉由此種途徑能獲得自身利益,社會契約足以產生權力使得個人遵循眾人同意的模式,並成為建構和平關係的工具。此種社會秩序與個人利益間的關係反映出人的十足自私性,社會是基於工具理性上而非愛或是利他導向上,此種觀點所導引的理論自然認為人類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Hobbes的衝突觀尚停留於哲學的思辯上,後來馬克思才以社會學的角度發展出衝突理論,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詮釋人類活動。歷史指的是人與社會間互相影響的關係,馬克思認為人的行動塑造個人本身及社會,然而人亦是社會的產物,其中原因在於個人行動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及思想體系塑造人本身(Haralambos, 1987)。社會

「是一個對話的過程其中牽涉到主觀的人類活動與客觀的社會結構,人創造社會,亦是社會的產物….意識不能被了解僅是可簡化至社會、政治或是經濟結構的副現象,而是一種部分的自動元素,它足以遵照客觀的社會結構上進行的行動:因此知識並非是社會結構中被動的與無生命的特性,是一種反射,但是社會結果與獨立因素兩者互相改變」(Swingewood, 1977:11)。

在此種互相影響的歷程中歷史成了人的自我創建過程,所以分析人類必須以社會是一種整體性(totality)的角度出發,在歷史脈絡中人受到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等各層面的影響。馬克思進一步將歷史與物質相連結,物質指的是經濟的影響力,他認為儘管社會呈現整體特性,但是經濟卻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經濟所決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充滿了緊張與衝突,此種衝突被視為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此種以衝突為重心的原因在於馬克思受到黑格爾(G.W.F. Hegal)的思想所影響,黑格爾認為社會改變往往反映出人類觀點與思想的對話運動(dialectical movement)(Haralambos, 1987)。事物本質包含著無可避免的衝突與矛盾現象,然而透過對話得以產生更趨近真理的新觀念,此種新觀念提供社會改變的基礎。儘管馬克思接受黑格爾的對話衝突(dialectic conflict),但卻駁斥其唯心主義的觀點,而以經濟的唯物主義取代觀點與思想在社會改變中的位置。他認為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決定人類歸屬於資本家或是勞動者陣營(Giddens, 1995),在以利為導向的機械化生產方式的資本社會中將導致異化(alienation)的勞動者。異化指的是人創建了經濟活動,經濟活動決定了社會關係,但最後人卻無法知覺其原先創造的存在性,人變成他所創建世界的陌生人(Haralambos, 1987)。

經濟影響所及的不僅是底層(base)的勞動者,連貫前所述的社會整體性的觀念,經濟的強大影響力與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有交織的影響性,所以經濟進一步建構塑造底層勞動者思想體系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Althusser, 1971; Williams, 1976)。由此種關係看來人並非自由意志的動物,經濟活動決定人類間的社會關係,並且其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個人的意識(consciousness)。在馬克思的眼中社會關係與意識呈現兩極化的現象,此種現象的形成與經濟活動所塑造成的社會階級相關聯,勞動者與資本家各自擁有顯明不同的階級意識,彼此間不同的階級利益導致衝突與對立,最後更引領社會革命,社會進化便是依循此種的衝突、革命模式而前進。由此可見,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基築於經濟與政治的二元素論。

三.一 衝突論的基本假設

        上述段落分析馬克思的思想背景,由於其理論對許多社會學者、人類社會產生極深遠的影響,所以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其理論的一些主要假設。

(1)工作與需求:馬克思 (Marx, 1969; Bendix and Lipset, 1967) 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人類活動的特性,他持精神與物質的二元素論來剖析經濟活動對人類心靈層面的影響。在其觀點中人無法脫離工作,因為人的基本需求須借助工作交換得來的物質才能得到滿足。然而人的需求是永無止境,當最原始的需求得到滿足後,新的需求便浮現出來。此一層次獲得解決後,另一層次的需求又接踵產生。就如步行者會想要擁有腳踏車,但騎著腳踏車卻又羨慕他人的機車,然而有了機車仍會計劃如何購買汽車。此種無止境的需求與欲望迫使人類無法脫離工作而生存,最後導致人類將其大部份時間用於追求物質的工作上,而花在心靈、精神層面的時間是相對的稀少,以至造成心靈的空虛。這種現觀點多少能解釋一些社會的現像,諸如何以何宋七力能詐財?妙天能賣蓮座?慈濟功德會能號召數量龐大的信徒?當人類的心靈產生空虛時,便可能懷疑自我的價值,此種欲尋找寄託的心靈便提供宗教發展的空間。

(2)工業革命與勞動力的流動:馬克思認為機器發明所產生的工業革命,將對勞動人口的流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 (Marx and Engels, 1970; Marx, 1976) 指出機器的發明改變以往的勞力結構,由於工廠提供相較於農業生產更立即、更高與更穩定的報酬,而且工業生產需求更多的勞動力,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投入工業機械化的生產行列。資本成長、纍積與集中化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終將吸納絕大部份以往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人口。

(3)壓榨:在資本主義下為求生存,工人用如同商品的勞力和資本家交換,然而勞動者無法分得與資本家在經濟市場均等的利潤,馬克思視這種不平等的剝削現象為剩餘價值壓榨。在自由市場上資本家面臨彼此間激烈的競爭,減低成本變成求生存的最基本途徑,再者更為累積利潤便產生壓榨的情形。這種壓榨存在兩種並行的方式,一是透過延長工時的絕對剩餘價值壓榨(absolute-surplus-value exploitation),意指作更久的時間工資卻未隨著增加。另一種是透過工作簡單化來減低工資降低成本的相對剩餘價值壓榨(relative-surplus-value exploitation),工作的簡單化意指將原本一人獨力完成的複雜生產技術細目化,如此每一個技術與動作變得簡單化,並使得非專業人員亦可從事此種工作。技術簡單化擴大可從事此項工作的勞動人口數量,供給量增大吸求量固定時工人的薪資自然被壓低生產成本隨之降低。

(4)普羅化:機械式的生產取代以往手工技術,勞動者特有技術在此流程中變得毫無價值可言。馬克思稱這種工人特有生產技術被剝奪的歷程為普羅化 (proletarianization),被普羅化的工人為普羅者。馬克思借用黑格爾的科層體制全面化(bureaucratic universalization)觀念,視普羅者是最後的全面性社會階級。所以不但體能性工人被普羅化,心智型勞動者亦有此現象。後者的產生是透過機器密度化過程的相對剩餘價值壓榨,自動化和機器化的引進消除心智性勞動層的技術,技術人員甚至高層經理人員的專業技術被機器所取代。Braveman(1974)形容這種白領階層工作的普羅化如同一個連續的工作殘破化,即是將工作切割成許多只需簡單重複性技巧就可容易完成的細小部份,因而在工作完成的過程中減少了心智活動。就如原本書記在美國是一個相當專業的行業,但後來卻演變成一般的文書人員。其緣由乃是辦公室分工合作的方式縮減以往書記所須處理的項目,範圍縮減能窄化所需運用的知識技能。工作類別明顯的單純化簡化了心智活動的類別。自動化機器的引進更進一步減少心智活動,打字機、傳真機、電腦引進辦公室後,使得運用於已被窄化範圍的技能更為簡單,在此情境下書記人員並不須專門的訓練,因為其工作只需簡單的技能。Mills(1959)在其<白領階級>(White Collar)一書指出辦公室人員所處理的只是簡易工作,如事務性報表、聯絡性工作等,這些工作的簡易度與工廠作業人員所從事的工作並無太大差別。馬克思視這種存於任一型態勞動者的普羅化是歷史的自然現象,它導致痛苦與非人性化。機械生產並不需勞動者本身的人格魅力,勞動者所運用於生產的是重複最簡單與枯燥的機械式動作,人因而變成機器的附傭。人為工作與機械而生存,機械化的生產喪失人的心靈、精神特質。

(5)異化:在機械化的資本世界中,人發明新的生產過程及其產品,但是以勞力交換工資的物質世界中,勞動者對生產過程及產品卻無控制力,他們是受制於非人性化的機械生產,這些原為人所創設的生產活動最後卻控制人的意志。此種人類所創設的生產工具與模式原本應為人服務,人也應握有相當程度的控制權。但最終結果卻不為人所控制,反倒成為其工具甚至奴役,此種現像造成異化現象(Marx, 1969)。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當藉由工作以達自我實現的目標落空時,異化會更為嚴重。自我實現的落空是因勞工無法控制生產的工具、過程與產品,原本透過生產方式,所能達到一種最基本形態之自我表達與實現亦為之落空,進而加速心靈的空虛。換句話說,普羅化造成異化狀態 (Braveman, 1974; Davies, 1976)。Marcuse(1976)分析當今經濟活動易導致異化,他指出由於經濟活動可滿足人的需求改善生活水平,所以社會大眾關注於經濟效能的提升,任何人不得損害經濟活動,否則成為社會的公敵。在這種情境下,經濟活動猶如社會的大枷鎖,將人綑綁住並形成群體的行動,人不再是個別獨立自主的個體,集體活動喪失個人的意識,人所從事的是社會大眾的共同事務,致使產生自我生存價值的懷疑甚至否定,異化變成社會人群心靈的共同特質。

(6)社會階級衝突與社會革命:馬克思將二元素主義再度運用於社會階級的歸類,他堅信工業革命所導引的資本世界終將人類分裂為資本家與勞動者兩個陣營。在物質方面擁有生產工具的人歸屬於資本家,相對的是勞動者,他們只能出賣勞力與資本家交換利益。前者是主導生產的設計者,後者是執行者。擁有工具者能大量、快速的累積利益,從事生產的勞動者卻一直處於被宰制與剝削的局面。在精神層面上,這些勞動者也有共同的特徵,即是前面已論述過的資本主義擴張結果終將所有勞動者普羅化以及異化。此種物質與精神層面的特性形成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顯明蕃籬,存於其中的關係只有衝突、壓榨與宰制,而非同質、功能與和諧。馬克思進一步認為階級間的財富不均及其導引的權力不均是導致社會無法進步的主因,亦是人類痛苦的根源。馬克思因而主張唯有透過激烈的革命手段來鏟平資本家才能消除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並去除造成人類不平等根源的權力因素。但這種革命性的反撲基築於兩種條件:一是覺醒性,光有壓榨、宰制的事實不足以推倒資本家,因為勞動者並不一定知覺到。個別覺醒仍無法形成強大力量,單獨的勞動者與資方起衝突時受害的是前者。所以馬克思提出的第二個條件是群體意識,其意指個別勞動者互通訊習並形成集體意識,它能將廣大勞動者結合一起形成強大力量。這種覺醒的集體意識與組織可引發政治,甚至是革命的行動來推翻資本主義。馬克思堅信發展於資本世界中的階級利益與意識對立終將引發白熱化的衝突,此種衝突甚至引發全面性的政治革命,若無則是勞動者仍處於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狀態(Tumin, 1967)。

四、符號象徵互動論

受到功能學派強大的影響力,符號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是社會學領域較晚發展的一個學派,此一學派名稱是美國社會學者Herbert Blumer在1937所提出。事實上,Blumer並非此一學派的創始者,因為他師承米德(G.H. Mead, 1872-1950),所以社會學界公認米德是此一學派的開創者。由於當年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並培育出許多傑出的社會學者,所以在社會學界形成一股相當可觀的影響力,故此一學派又稱為芝加哥學派(School of Chicago)。當然,現今所指的符號象徵互動論已不再侷限於芝加哥大學,許多後來的研究者皆有借用此一學派觀點來探討社會現象的情形。儘管此一學派深受米德的思想所影響,但是仍有融合其他重要學者的思想,其中之一是德國的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下述內容將進一步探索這兩位學者在互動觀及方法論的假設:

四、一 符號象徵互動論的基本假設

(1)人類活動的互動性:對Mead而言人類行為與動物反應有相當的區隔(Davies, 1976),語言如同一個動物高等秩序生活的生物稟賦,它允許人類進行社會互動與溝通。此種過程慢慢的塑造個體的心靈與自我(mind and self)(Mead, 1934, 1982),為求生存個人的獨特觀點在其所處環境中作持續的修正。經由語言他將所接觸到的他人及參與某一社會群體的態度內化,行為產生是經由反思性(reflective)的人類心靈與自我意識的知覺,這些使人類得以儲存、開啟、過濾與選擇經驗。此種自我的塑造並非來自立即的經驗,而是基於存於記憶中的過去經驗,此種經驗使個體脫離低等動物的反射動動,並且使個體得以對未來作預測,所以個體所表現的行為是經過思考的結果。因此人類能夠作非機械性的反應,並且能辨識外在刺激並與之互動,此種刺激的辨識是基築於過去的經驗、興趣與注意,所以他牽涉到個體與外在環境所發展出的自我(Mead, 1982),因此人類行為並非刺激與反應間的機械式連結,而是個體與其環境間有著高度彈性的互動,個人在互動的架構下發展其具備社會性的自我。此種自我發展並非有終極的界線,相反的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歷程(Blumer, 1971)。個體與外在環境間的持續性交互作用歷程使個體的自我發展亦呈現持續性。個體為求自我生存必須持續修正自身,此種修正性在於配合其所處情境中的要求。

在韋伯(Weber, 1964)的觀點中人類行為亦包含互動的特徵,此種互動發生於個體與所屬團體間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共同或相似的行為型態。個體的行為受到群體所影響,此種影響力來自於個體所隸屬於某一團體而產生的社會關係,諸如其身分,並且個體必須認知此種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足以導引個體產生固定型態的行動,所謂共定型態是指與隸屬同一團體的其他成員的行動型態有相當高的相似性。因此個體行為乃是受其與所屬群體的關係所影響,此種個體行為型態的形成便包含人與其團體成員間互動的特性。

韋伯眼中的社會發展與流動亦包含著互動的特性,他(Weber, 1948)指出印度的喀斯特(caste)是典型傳統社會中的社會階級制度。此種制度包含第一種性的婆羅門教(Brahmanism)僧侶階級(Brahmin)、第二種性的武士或貴族階級(剎帝利,Kshatriya)、第三種性的農商階級(吠舍,Vaisys)及第四種性的奴隸階級(首陀羅,Sudra)。喀斯特制度具有相當的封閉性,責任與身份的藩籬被清晰的界定,此種封建制度確保了統治者的優勢條件,他們權力與責任皆是世襲的(Weber, 1966)。封閉性出現於法律禁止不同階層間的通婚,如果有其下一代將承續父母中較低身分者,所以葛斯特間有較少通婚的現象。階級的封閉性亦出現於奴隸被賦予骯髒的象徵,他們不得進入廟宇之內,骯髒使婆羅門與理髮師拒絕為他們服務。骯髒使社會大眾認為奴隸必須被隔離,如他們必須居住於村莊的外圍才能阻絕其骯髒,一般認為接觸,或是在印度南部大眾認為未能保持六十五尺以上的距離將會被奴隸所污染。

儘管韋伯認為印度的葛斯特制度是典型的傳統階級制度,但是他卻認為此種制度不足以描繪現代社會中流動的情形。在現代社會中決定某人社會階級地位的要件不再是世襲的身分,專門化改變社會階層系統的基礎,以往的聲望基礎轉為經濟的考量(Inkeles, 1964),工作所帶來的物質報酬更進而決定個人的社會階級地位。此種專門化指的是分工體系的生產知識技能的專精化,市場允許具有不同財富與技術的人進入不同的社會類別中(Weber, 1964)。因此社會分工體系具有流動性(fluidity)的本質,社會階級間具有高度的相對性與變化性,某一社會階級的人可以進入另一個或是更高的社會階級之中,因此產生社會階級流動的情形。

韋伯的互動觀點亦顯現於其對社會進化的解釋,他認為發展於歐洲的資本主義可被視為是客觀環境與主觀動機間一個獨特性的連結(Cuff and Payne, 1979; Mennell, 1982; Weber, 1992)。客觀環境指的是工業革命之後所帶來的生產技術革新,然而技術的運用與執行依賴於人,所以客觀條件的成效受到人的主觀動機所影響。韋伯發現當時的宗教改革提供發展資本主義的主觀動機,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被視為是催化資本主義的主因,喀爾文教派信徒(Calvinist)視工作為個人在世間事務的責任實踐(Dreeben, 1970),此種宗教情感的俗世轉化提供規訓與非自私性的動機,此種動機比私人利益的獲得更能使人朝向工作的完成,工作成為個人社會責任的實踐以及個人解放的動機,此種主觀動機與前述工業革命形成的客觀環境的結合進而提供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

上述要點顯示出Mead與Weber對人類行為共同持有互動特性的觀點,Mennell(1982)便指出Weber發展出一個一般性的社會心理學原由,這與Mead自我反思想法的社會根源及其如何產生可能性的有目的社會行動是相容的。

(2)方法論:在解釋米德的方法論觀點之前,應先了解前述持續性交互作用中的一些概念(Blumer, 1971),這些包含自我(self)、行動(action)、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物體(object)與結合行動(joint action)等觀點。自我是一種過程,它能將人類轉換為一種特殊的行動者。自我使個體可以對自身作感受、溝通、並對自身作行動,因此個體可判斷、分析與評鑑對自身所設計或採取的行動與計劃等。此種特性顯示出個體對其所處環境採取主動的立場,個體對其所面臨的事物進行詮釋(interpretation),並以此為基礎進而組織其對外所採取的行動。此種過程提供個體與外在環境接觸、交流的互動機制,此一機制足以形成並導引個體的行動。行動並非僅是應付外來的刺激、要求所引發的行為類型,而是在處理外在環境的行動方向上進行組織、修正或是改變。個體以其自身的方式來面對、處理所面對的事物,並採以行動。米德觀點中的社會互動著重於前述經過詮釋而產生行動的符號交互作用,而非直接反應的非符號交互作用。他認為個體透過持續性的(continuous)詮釋與定義(definitation)來確認(confirmation)他人的行動意義及群體生活的型態,進而發展自身的行動方向與方式,個體藉此融入群體生活之中,並產生影響或引導他人的行動方向。儘管行動者主動建構自身的行動方向,但是詮釋與定義過程消除主動建構可能產生的孤立性危機。個體必須詮釋他人的行動方向,並考慮、認知、重組、調整自身的行動企圖,如此所產生的行動才能符合社會的價值、道德觀或是所處情境的社會期望。物體並非自我存在的本質特性,而是個體所建構的結果,建構指的是物體對個體產生的相對性與主觀性意義(meaning)。主觀意義的產生在於不同團體來自於不同環境,所以其對物體詮釋的意義並不盡相同,所以個體必須辨識、確認團體成員對同一物體的意義。此種個體與他人與其他團體成員的互動中,他們共同發展出對物體的行動方向,並使得群體生活成為一種持續的轉變(transformation)。Blumer為強調一個較大群集形式的觀念,而以結合行動取代米德的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其過程是個體需先辨識他們將從事的社會行動,透過詮釋與定義彼此的行動以塑造結合行動。此種行動顯示出社會本質是基於一個持續的行動而非關係結構,缺乏行動人類的關係結構將是毫無意義,因此了解社會必須從其所包含的行動著手,然後此種行動必須被視為是結合行動。由於此種行動是一種發展過程所以必須被視為是一種生涯或是歷史,其參與者(participant)塑造的共同辨識或是定義使此種生涯具有規律的、固定的與重複的特性。共同定義能導引個別參與者產生符合他人的行動方向,在廣泛的群體生活中加入行動產生規律性、穩定性與重複性。但是它必須被視為可能與不確定,在結合行動中塑造共同辨識的過程中,許多參與者並無既有的路徑,所以他們必須建構新的方向,此種建構方式使加入行動的發展呈現分歧性,也因此各社區發展出其獨特的文化。

以上要點顯示出米德視人類行動具有持續的互動性,而且是有其獨特的內涵意義,此種意義呈現主觀性。個體與事物間的主觀意義受到互動過程所修正,人群的互動建構出一定程度的共同性,所以個體的意義並非完全的獨特。但這並非意指所有人類社會存有普遍的共同性,人類行為呈現共同或一致的型態。更貼切而言在米德的觀點中,人類社會中並無此種共同性,獨特情境孕育了獨特的社會文化。此種獨特性包容了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處於某一共同情境的成員能發展出較為接近的社會行為,因為這些成員間有較高的互動性,在互動中不僅建構共同的社區文化,經由詮釋與定義他人意義的過程而彼此相互修正、調整自身的行為,最後足以發展出符合社區情境的行為模式。這些要點顯示出共同原理原則的實證研究取向已不足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分歧性,相反的在研究人類的行為上應以行動者為中心位置:

「行動是行動者經由感受、詮釋與判斷等過程而形成的,我們檢視其運作情境應如同此一行動者所見到的一樣,對物體的感受亦須與行動者一致,對其意義的確定應如同物體對行動者所呈現的一樣,依循行動者的行為方向亦需如同行動者對其行動所組織的。」(Blumer, 1971: 21)

由此可見應以詮釋的方法來掌握個體行為的主觀意義及其原因。主觀性產生分歧的特性,但是互動卻也足以形成某種程度的共同現象。無論分歧或是共同皆連貫到社會情境的概念,所以必須以詮釋的方法才能了解社會情境的特性才能掌握個別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及其與他人互動中所形成的共同性。

韋伯在方法論上的觀點與米德相當接近,他認為個體的社會行為是有其清楚的意向(intention)的思考行動(Weber, 1968),此種意向指的是某一物體或事件對個體所產生的意義(meaning),此種意義的產生足以引導個體做出反應。因此反射性的行為是無意義的,它僅是由刺激所引起的反應而已,並無關聯的意義性的目的。行動必須是富有意義的(meaningful),意義牽涉到某一個體行動的意義情境,在此情境中產生個體行為的實際模式,因此總牽涉到在此意義情境中的情緒過程與主觀意義。此種主觀與情感性使韋伯進一步主張必須藉由了解(understanding)才能掌握、得知個體行動的動機與為何。「了解」在於探究個體對某一事物作行動的意向,亦即探索行動的意義。然而,動機並非永遠清晰,有時行動者本身並不知覺到其行為的動機。再者,當個體有清楚的意向時了解是容易進行的,但是有時卻不易區分意義性的行為與無意義的行為(反射行為)。因此探討與詮釋此類動機的深層意義必須精確,「了解」常是主觀的而非科學性的客觀與情感中立,因為它牽涉到觀察、詮釋被研究個體內心世界的主觀狀態,此種狀態包含著個體行動的情緒、動機與背景原因。了解所提供的研究法優點並不僅於超越統計上的因果關係解釋,它更可以預測到未來的行為型態。此種個體在真實情境所做的意義性行動使韋伯提出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觀念,以表達所有社會學的概念組合與定義,他堅信此種理想類型必須是事實的可能性而非只是可能而已,社會學成了一門意義性詮釋的科學。由此可見韋伯所注重的是實際的行為,此種行為包含著物體與個體及個體對此物體的主觀意向,科學的客觀統計技術並不適何於具有主觀意義的社會科學,個體行為意向的內涵意義必須以觀察、詮釋才得以被了解。所以韋伯主張社會學的目的在於詮釋了解社會行為以提供其因果關係的解釋,詮釋了解才足以掌握個體行為的主觀意義。

顯然米德與韋伯在方法論的觀點對芝加哥學派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符號象徵互動論的符號指的是方法論,此一學派否定實證取向的觀點,而取以詮釋理論。基本上此一學派的學者否定結構功能論的同質性觀點,人群間並未發展出共同的價值觀與態度,相反的存於人群間的是歧異現象,此種歧異現象並不僅止於人類活動亦發生於事物中。他們批評實證主義僅注意到事物的表面象徵,而忽略背後的內涵意義,此種意義往往並無實證主義所主張的共同性,或有一定的原理法則可尋。人類的行為隱含著意義性,此種意義是個人主觀的感受、認定與詮釋。此種事物的意義往往是人群互動的產物,互動指的是連續不斷的歷程,亦即人與人之間一直進行交互作用,此種連續的互動一直塑造、改變個人的主觀認定,所以亦改變個人對事物意義的定義(Mitchell, 1979)。在Schutz(1971)的《陌生人》(The Stranger)一文中論述此種內含意義隨著人群互動而產生轉變,儘管使用共同的語言,然而某一特定社會文化卻對某一陌生人產生文化內涵意義的衝擊。此種衝擊起於文化的獨特性,獨特性是獨特的時間與空間情境所塑造出的,處於某一特定情境的人群彼此互動,在此互動中這些人皆參與建構其所屬的文化,因此這些人得以分享(share)其中的意義。此種意義是不為外人所分享的,只有同一社區成員才能得知且慣用其中的內涵意義,此種特性自然對陌生人產生文化的衝擊。然而,當此一陌生人融入新的社區生活漸久,他已成為建構塑造社會文化的成員之一,所以其既有的態度與詮釋事物意義的觀點亦隨之轉變。此種過程亦包含著連續不斷的重要觀念,亦即社會文化並非靜止不動,而是一個持續建構的歷程,此種持續性使社會文化一直演化。此種持續性亦表示舊有的社會文化仍舊持續發展,由於此一陌生人逐漸脫離其原有的社區,未能參與建構使得他重回以往的社區時,反倒成為十足的陌生人,文化衝擊自然是無可避免。

五、結論

上述個段落要點顯示出各學派在解釋人類活動、社會現象與結構所持的觀點有相當的差異性。結構功能學派認定人群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同質性,所以人群間的關係是和諧的,彼此互相依賴且產生功能性的社會行為,此種觀點往往視教育具有功能導向。例如涂爾幹(Durkheim, 1956)堅信教育足以將自由人轉化為社會人,謀生的知識技能與融入群體生活的道德規範皆可從教育中習得。此種教育的正向功能更使一些跟隨者論述在社會進步的歷程中教育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諸如Davis and Moore(1966)提出的社會階層體系中人才的培育依賴於教育功能的彰顯。Parsons(1959)主張社會成員的結構性行為建構出穩定的社會體系,在此種體系中這些人的行為呈現價值導向(value-oriented)特性。此種價值的塑造需藉助教育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功能(Parsons, 1961),教育的選擇(selection)功能亦足以培育出符合社會階層體系所需的人力。從這些要點可歸結教構功能論學派視教育為穩定社會運作甚至促進其進步的社會機制,顯然其功能是正向的。

然而,結構功能學派似乎過度強調社會平衡的重要性,所以誤認同質性的存在性與必要性,因此未能探討存於人類活動中的權力因素(Rex, 1973),及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此種缺失因而促使衝突學派的興起,馬克思主義學者以衝突、宰制的觀點來看待人類活動,社會階級的分類方式成為他們探索人類社會中不平等現象的依據。此種觀點並影響他們如何看待教育在社會運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往往是資本家或是中上階級或是統治階級控制底層勞動者的工具。諸如Bowles與Gintis(1976)認定教育只是為資本家服務,教育內容必須配合資本世界的經濟活動項目與範圍。當這兩者無法配合時,資本家將運用其強大的政治勢力來干涉教育的內涵與運作(Apple, 1985, 1990, 1993),教育如何實施往往取決於資本家所控制的政治舞台。除了知識受制於經濟活動範圍外,教育所傳遞的價值觀也是有利於資本家(Bowles and Gintis, 1976),學校致力於培育柔順、順從的學生,其目的在於如何達成資本家所交付的任務。為塑造此種資本世界的價值觀,教育內容呈現過度化的現象(Braveman, 1974),學校常教導一些不切實際或是不實用的觀念。這些觀點顯示出教育成為資本世界中塑造中上階級價值觀的工具(Althusser, 1971, 1993; Poulantzas, 1979),中上階級握有的政治與經濟優勢主宰了道德、知識、文化的主導權(Gramsci, 1994),教育內容也因而成為社會階級鬥爭的競技場。此種包含於學校課程內容的社會階級權力關係(Young, 1971)更進一步吸引一些學者探討教育與社會流動間的關係,隨後發展出所謂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諸如Bourdieu(1971, 1973, 1992, 1993)、 Bernstein(1977, 1988, 1990, 1996)、Willis(1977)等人指出社會階級有複演的現象,民主社會中所宣稱的教育均等與自由流動只是假象(Aron, 1970),統治階級控制下的學校課程往往只利於其下一代。相反的,勞動階級的下一代處於不利的學習位置,並致使絕大多數這類學童無法取得高級學歷,也因而僅能從事勞動工作。

儘管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注意到人類活動中的衝突現象,但是卻相對的忽略人群間的和諧層面,無可否認的親情、友情與愛情等皆是人類所需的,而且亦普遍存於人類社會之中,這些皆是和諧的範圍。由此可見結構功能論與衝突理論似乎呈現互補的現象,若能融合其觀點往往能對社會現象、人類活動做更完整的分析與探索。這兩個學派大多著重於鉅觀的視野,相對忽略微觀的研究,符號象徵互動論的微觀取向補足此種缺失,行動者被視為研究焦點。再者,在研究方法上捨棄以往實證的量化取向,改以「詮釋」方法來「了解」行動者所處情境的真正內涵意義,此種觀點導引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符號象徵互動論的互動性與連續性等觀點說明了人類活動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所以這派學者並未持有預設立場,諸如功能或是衝突來看待教育與社會運作間的關係,相反的是探索在社會變遷歷程中教育功能的演變,及其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顯然符號象徵互動論提供研究者新的視野來探討教育內涵與過程,這類研究包含芝加哥大學的Becker(1952)對教師生涯及價值觀的研究(Becker and Geer, 1966),Jackson(1968)分析教室中的教師行為、教學過程及師生互動等範圍,Lortie(1975)探索到教師在生涯規劃上缺乏升遷機會的長期遠景所形成的現今主義(presentism),孤立環境造成在教學上幾近於反智主義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英國Pollard(1985)將其焦點置於教師間的互動,其中呈現非專業的交流與語詞運用,及教師如何建構保守型態的學校文化,Delamont(1987)探討教室內的師生互動,及其教學方法與模式的型態。儘管符號象徵互動論注意到教育內涵、過程等微觀主題,但也相對忽視鉅觀主題的研究,而且這方面往往對教育成效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Chiang, 1996),諸如教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其影響性,社會政治、經濟等大環境轉變所產生的衝擊。

上述三個學派呈現出社會學思潮的要點,及其如何看待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由以上亦可發現這三個學派存有一定程度的優缺點,並且這些優缺點似乎反映出某一學派從特定角度觀察社會所產生的結果。其中的轉變說明了社會學派興起的背景原因,而且後一學派的興起與發展往往建立於前一學派的理論之上。人類行為往往是社會整體元素集合影響性的產物,所以若從特定角度來剖析人類行為便難以掌握全貌,上述三個學派的觀點便存也此種的缺失。但這並非意謂缺乏學術價值,相反的他們提供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多元視野,若能兼容這些學派的觀點,往往可掌握更完整的風貌。就如前所述此三個學派的優缺點往往呈現互補性,所以探討教育現象與問題應採取兼容的態度,而非門戶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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