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領時代後期(史b)

第六章 清領時代後期

第一節 開港與國際貿易

(一)、通商港口之開放:

A、各國覬覦台灣之起源

十八世紀末,波蘭被俄國打敗,一名叫做貝尼奧斯基(Maurice August Benyowsky)的波蘭軍官,被俄國囚禁在西伯利亞。後來這名軍官領導其他囚犯,奪獄而出,劫取一艘俄國軍艦,從海參崴南下,到達台灣東部,上岸定居。一七八二年,貝尼奧斯基將一份取台灣的計劃,獻給奧國國王約瑟夫二世( Joseph ),結果未被採納。四年後,貝尼奧斯基在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戰死。其妻於一七九○年整理回憶錄遺稿,以法文出版,不久,英文譯本問世,譯者William Nicholson,書名《The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ceAugustus,Count de Benyowsky》。貝尼奧斯基回憶錄,就在歐洲廣為流傳(註一)。

貝尼奧斯基雖然沒有在台灣開發史上產生直接影響,台灣方志也無此記載。但從其回憶錄出版後的一百年內,台灣先後遭遇英國、美國、普魯士(註二)、日本、和法國五國的軍事攻擊之事實來判斷,那本回憶錄與帝國主義者對台灣的覬覦,很難說沒有任何關係。

B、鴉片戰後台灣發展:

鴉片戰爭期間,台灣與英軍的三度接觸。在鴉片戰爭中,中國並非全面戰敗,因為在台灣,英艦始終無法得逞。沒有理由可以否定,當時英軍毫無進窺台灣的意圖。因為,貢獻許多商船給英國運用的怡行洋行,股東之一的麥地臣(James-Matheson),在鴉片戰爭進行最激烈的時後,仍中意取台灣。一直到一八五○年代開始,由於台灣煤藏豐富的消息,正符合美國所擬開闢越洋航線之輪船所需,以及失事洋船可能有生還者流落台灣的傳聞,才引起四個野心勃勃的台灣計畫。第一個計畫是以台灣為美國的保護地,第二個計畫是主張台灣獨立,第三個計畫是購買台灣,第四個計畫是占領台灣(註三)。美國政府皆未採納,但美國商人羅賓奈(William M. Robinet)確曾在打狗建立商業殖民地,美國國旗也在打狗飄揚約兩年(註四)。

  在此期間,美、英兩國軍艦接連到訪台灣,台灣開埠前,羅賓奈洋行(Robinet ﹠Co.)是在台灣規模最大的洋行,英商怡和與甸德(Dent ﹠Co.),則起步較晚。但羅賓奈洋行因在打狗的港埠設施投資過鉅,短期難以回收,更因為在他國關係產業破產的拖累,未等到台灣開埠,便宣告結束在台灣的營業了。該洋行在台灣的產業,部分的確賣給怡和與甸德。但是,就南台灣而言,台灣開埠前,英商仍不敵美商,甚至在台灣開埠後,一直到一八六七年初夏,南台灣最大的洋行,也還不是怡和或甸德,而是另一家英商天利洋行。

C、外國在台灣設領事館

在日治時期以前,除英國自一八六一年起,一直有領事派註台灣以外,僅有德國和荷蘭在短期間內,派遣領事註台。對於大多數和台灣沒有重大商業關係的國家而言,常註台灣領事的派遣,是不必要的。因為領事館的開辦費用,是一筆可觀的數字。但是,欲開拓對台灣的商業關係,若無領事註紮,恐怕競爭較為困難。所以,有些國家商請英國註台灣領事,兼任該國的台灣領事;還有些國家以商人充辦領事。

據英國外交部檔案顯示,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等國,皆曾委託英國註台領事兼任各該國的台灣領事。有些時後,是以其他口岸的本國領事兼任台灣領事,例如:法國註福州領事兼任台灣領事,美國註廈門領事兼任台灣領事」。

商人充辦領事,在當時的國際公法並無禁止的規定,可是清廷期期以為不可,在天津條約換約時,曾照會各締約國不得以商人充辦領事。實際上,在台灣或中國其他開放國際貿易的地方,商人充辦領事的例子很多,而且發生流弊。在台灣,以領事約束洋商,到一八七○年以後,才開始發生明顯的效果(註五)。

由於清廷允許外國領事行使裁判權,使那些無領事註台灣的國家,一旦僑民在台灣涉及司法案件,便形成棘手的問題。

自一八六四年年底起,英國原擬將副領事館遷至打狗,以便於和台灣道辦理交涉。當時,台灣北部茶業尚未興起,經濟和政治中心,都還在南部,而且南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都超過北台灣的事實,也是英國副領事館南遷的考慮因素。英國副領事租用洋行的一艘廢船,供辦公和住居之用,長達半年。而後,遷到今高雄鼓山區哨船頭租到二層樓民房。一八六七年春,租下哨船頭小山上屬於天利行所有(一八六五年八月完工)的洋樓,即今二級古積「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所在。

在一八六○年代末期,英國也在府城租屋設領事辦公處(其後在安平建新屋),和在雞籠(一八六五年後改今名基隆)租屋設副領事辦公處。均有領事助理駐紮(註六)。

英國在台灣設置的領事館,最初是一八六一年七月至九月,設在府城台灣知府衙門隔鄰的一座私人園邸(今台南市衛民街),為時僅三個月,是副領事館。由於府城外港安平以淤塞,大船不便靠泊,加上每年西南季風期間內,海上漂沙威脅洋船的安全,所以在台灣官員建議之下,英國副領事館在同年年底,遷至滬尾(今淡水)。

英國副領事在怡和洋行的一艘船上住了五天,就在滬尾岸上、紅毛城北邊,租到三合院民宅,並次第加築門廊、浴室、土堤、竹籬,作辦公和住居之用,還修築通外道路和簡易碼頭。次年,英國副領事赴福州和福建巡撫商妥租用淡水紅城。一八六三年底,英國開始整修紅毛城,至一八六九年完工。紅毛城即用做副領事辦公室和巡捕辦公室,利用紅毛城地下大洞窟築成的地下室,則做監獄用。淡水英國副領事館,自一八七八年起,升格為領事館。

D、台灣開放通商口岸

1858年英法聯軍攻佔大沽,直逼天津,中國被迫於6月與英法分別簽訂中英及中法天津條約,開放台灣淡水為通商口岸之一。1860年英法聯軍20,000攻抵北京,火燒圓明園,中國被迫與英法簽訂中英及中法北京條約,並立即履行前年所訂中英及中法天津條約。

根據天津條約,台灣乃繼廣州(185910)、汕頭(18602)、鎮江與寧波(1861年初)、天津(18615)、福州(18617)、漢口與九江(186112)、廈門(18624)、登州(18633)之後,成立淡水關與台灣關,前者包括滬尾(淡水)和雞籠(基隆)兩關,後者包括打狗(高雄)與安平兩關,其中滬尾於1862年7月18日開關、雞籠於1863101日開關、打狗於186455日開關、府城安平於186511日開關。18652月中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代理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告以往後打狗海關為府城海關之分關、雞籠海關為淡水海關之分關,亦即台灣一島之地即開放4處通商。同治三年(1864)安平開埠以後,外商雲集,洋行林立,其中以英商德記、怡和、和記及美商來記、德商東興等合稱安平五洋行。

E、清代臺灣洋行

同治三年(1864)

〈二〉進口商品

  1. 鴉片
  2. 清代台灣吸食鴉片風氣興盛。政府除了抽厘金外,不加禁止。中法戰爭時,台灣竟沒有一個村莊不開煎煮鴉片的煙管﹝註七﹞。日治以後,採漸禁政策,但仍未忘懷其財政收益。所以,本來不存在的鴉片專賣,自一八九七年開始實行。鴉片專賣收入,最高時且曾佔全部專賣收入的六八%。自一九二九年起,始納入刑事政策和強制矯正範圍。

  3. 洋貨 
  4. 晚清台灣進口物資依生產者分類,則可分為國外之洋貨與本國之華

    貨兩大類,前者主要有鴉片、棉織品、金屬及其它雜貨等。鴉片,1868-69

    間台灣平均每年進口鴉片91萬海關兩,1870-74年間平均增至132萬海關兩。綜計1868-74年間,台灣進口鴉片總值佔當時台灣進口洋貨總值之80.0%以上,1890-94年間此一比例降至56.3%,這是因其他進口洋貨聚增之故。就絕對值而言,此時期之進口鴉片年平均值仍高達197萬海關兩﹝其中1894年為233萬海關兩﹞,在1868-1894年漫長的四分之一世紀中,全台進口鴉片總值為4,590萬海關兩,進口洋貨總值為6,706萬海關兩,亦即進口之洋貨中,68.4%是鴉片,而同期全台出口總值為9,627萬海關兩,也就是說當時台灣同胞辛辛苦苦出口所賺取的外匯,有47.7%用於進口鴉片;又1872-91年之20年間,台灣共進口鴉片5,600噸,平均每年進口鴉片280噸,及至最後3年平均每年進口更高達319.2噸,而當時台灣人口尚不及300萬人。

    另一進口洋貨是與民生有關之棉毛織品,1882-91年間自南部高雄或台南進口之洋貨總值中,棉毛織品佔12.4%(另外鴉片佔78.5%,雜貨佔8.8%)。同期間從北部淡水進口之棉織品中,主要包括日本的棉布、印度紡製的綿紗、裝飾用的毛織品、製茶葉袋用的T字布、及灰襯衣料、白襯衣料等,其中灰襯衣料和白襯衣料,兩者合計約佔進口棉織品的70.0%以上;至於雜貨,單是從高雄或台南進口者,1882年時為74,846海關兩,及至1891年時則增至147,201海關兩,10年間增加1倍,其中大致以麵粉、酒、煤油、火柴、烏賊和乾蝦等為主。

    華貨

    主要有米、豆、布、綢、磚、燒香紙、傘、掛麵、豬、花生油、煙草、明礬、陶器、瓷器等。以往台米曾有大量輸出,以台灣北部為例,1850-60年代時台灣北部可耕地大都用於種植稻米,因此總有大量餘米可供出口,但後因城市人口增加,大批茶農佔用高地、以及駐軍人數增加,逐使台灣北部糧食不足,而需由大陸輸入米補充,例如1882年台灣北部即自大陸進口約3,900公噸米糧,中法戰爭結束法軍離台後之1887年則進口米糧約4,000公噸。

    又根據海關報告統計,1868-94年間台灣進口洋貨總值為進口華貨之5倍,乍看之下兩者比例懸殊,為進口洋貨總值中之68.4%是鴉片。。

  5. 鄭氏治臺與清領時期進出口商品比較:
貿
鄭氏治臺 軍火、布料 蔗糖、鹿皮
軍用物質 蔗糖、鹿皮、稻米、中國的絲織品
清領時代前 、日本、南洋 紡織品、食物其他日用品 稻米、蔗糖、鹿皮、鹿脯
清領時代後 中國大陸、英國、日本、南洋、美國 鴉片、紡織品 茶、蔗糖、樟腦

(三) 出口商品

  1. 貿易型態的巨變
  2. 一個寬闊可以泊船的河港,擁有相當數量人口的腹地,勤奮的移民,加上為了共同貿易利益或因為相同族群而組成的各種商郊,大稻埕就像台灣其他的港口城鎮一樣,在短短十幾年內,崛起為台灣與大陸市場貿易圈中的一份子。

    這些著民的港口城鎮,除了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鹿港、萬華)」外,還包括烏石、梧棲、東港、基隆、打狗(高雄)等,固定向大陸輸出米、糖、少許茶葉,輸入日用品及手工藝品。

    一八六0年淡水開港 ,大稻埕一百多年來依附大陸市場的傳統貿易型態有了巨變。

    一八六一年就任第一任英國駐台副領事的郇和,在淡水領事館觀察到,許多福州和廈門的商人從台灣北部艋舺一帶輸入茶葉,在將台茶與閩南地區質量較高的茶葉混和之後,轉賣到大陸內陸各省,賺取中間利潤。就任副領事以前,就曾在台灣做過兩次自然生態調查的郇和,在當年的領事報告中對台茶做了介紹,並將台灣的茶葉寄給英國的茶評家鑒定。

  3. 茶的黃金史
  4. 這份報告並沒引起英國官方太大注意,三年後卻刺激了另一位在英國寶順洋行工作的約翰•多德。一八六五年多德來台北收購樟腦及販賣鴉片,發現北部山地適合種茶,便展開了台灣茶葉最黃金的開發歷史。

    被稱為台灣茶葉「開發者」的多德,對台灣製茶葉最大的影響是,輸入第一套近代商業社會的產銷模式。他先從福建安溪運來最好的茶苗,分發給淡水附近的農民,為了控制茶葉來源,他又透過洋行大量提供貸款給茶農。

    一八六七年,他大膽雇用了兩艘帆船,載著貼有「台灣茶」招牌的茶葉直航紐約,出乎意料贏得很好的聲譽。這是台灣茶第一次外銷美國。

    多德的成功故事,吸引了大批外商來大稻埕設立茶葉洋行,到一八七二年大稻埕已經有五家專營茶葉的外商洋行。

    善於經商的閩南人也相繼渡海到大稻埕,到一八七六年,華人也在大稻埕開了近三十家商行。

    茶葉興盛,大稻埕出現難得的景觀,一八七八年淡水海關的貿易報告書上如此形容:「在大稻埕附近眼力所及的山上,大約十五年前連一株茶樹的影子都難以見到,現在幾乎每一片山坡都蓋滿了茶樹的綠葉,甚至連番界邊緣的內山,在新墾的山地上也可以見到小小的、一叢叢的茶園。」

    許多焙茶廠在大稻埕紛紛成立,一時間大稻埕變成類似現在的加工區。據估計,當時每天到大稻埕採茶、揀茶的茶葉人口,到達一萬人以上,許多人就蹲在現在還存在迪化街一帶的亭仔腳揀茶葉。

    台茶步上出口迅速成長的時期。到一八七八年,茶葉已佔北部出口總值的90%

  5. 最早的世界第一
  6. 除了茶葉以外,樟腦與糖的輸出也同時激增,成為世界主要產地之一。在人造樟腦出現以前,據估計台灣出產的樟腦佔世界樟腦總產量的70~80%,是最早的台灣世界第一。當時另一項世界第一是澎湖海域的珊瑚場。其中一種「莫莫」珊瑚,據估計也佔了世界總量的90%

    可惜的是,台灣人並不知珍惜,經過幾十年掠奪式的開發後,這些原始的台灣第一好景不常,都已消失。

    1880年代開始,台灣北部由於茶葉興盛,吸引大量就業人口,以致台灣北部所產稻米不敷所需,同時,台灣南部稻米和往昔一樣供過於求,結果卻是台灣南部的稻米,輸往福建南部的泉州,台灣北部不足的稻米,則由福建北部的福州輸入。

    在此時期,台灣郊商甚為活躍。府城五條港區,即為當時郊商活動的商業地區。這五條人工開鑿的水道,是商品運輸的交通要道。他們專營大規模生產,以供外銷,或大筆進口,批發給各行號生意的商號,稱為郊。而日用雜貨的批發商,稱柑郊,今之雜貨店乃稱柑仔店。其中以在府城的北郊、南郊、和糖郊,

    鹿港的泉郊,台北艋舺的泉郊和北郊,大稻埕的廈郊為最有名。無論整修廟宇神像、或縣捕廳衙署,或辦團練、救災賑卹等,均由郊商出資。

    台灣開埠以後,尤其設置海關以後,對外貿易則益呈盛況。事實上,如第二篇第二章所述,在1883年時,即鴉片戰爭以前,台灣蔗糖產銷外國,與台灣樟腦銷售歐洲各地,便已經馳名國外了。無論如何,1858年的天津條約,使台灣正式開放對外國貿易,刺激台灣茶、糖、樟腦的大量出口,更使台灣對外貿易的地區擴大,由中國和日本,遍及歐洲、美洲、澳洲。相對地,嗣後,以英國為主的外國商業資本,開始支配台灣的經濟活動,外國製工業用品,如襯衣、藥品、火柴等,逐漸增多,以前自中國進口之手工產品,則逐漸減少。相較之下,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貿易,反不如外國與台灣之間的貿易來得重要。

    台灣茶葉貿易,帶動北台灣的繁榮,使北台灣,尤其台北,逐漸成為台灣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台灣茶葉的外銷和精製方法,英國商人貢獻極大;台灣烏龍茶於1869年首次成功地直銷美國以後,成為美國市場的寵兒;包種茶於1872年開始產製,經廈門轉運南洋一帶。

  7. 19世紀中葉臺灣的通商港口與出口商品

〈四〉、馬偕博士在臺北的傳教

清朝咸豐年間,安平、淡水、基隆、打鼓﹝高雄﹞,相繼開闢成商埠,英、德、法等國先後在臺灣開設洋行。這些洋行從歐洲、香港輸入臺灣的貨物是布疋雜貨,從臺灣輸出的米、糖、樟腦、茶葉、硫磺。咸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八年﹞,英商怡和洋行首先從事臺灣貿易,這是臺灣最早的一家洋行。到後來,以怡和與德記為首的英商,就獨佔了臺灣的海運和貿易。

在臺灣與外國發生通商貿易的同時,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傳到臺灣來了。就天主教來說,咸豐九年,西班牙屬地菲律賓的道明就派人來臺灣南部來傳教。就基督教來說,同治四年﹝西元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也開始在府城﹝臺南市﹞傳播福音。到了同治十一年,又有加拿大長老傳教士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來淡水佈道,這就是臺灣北部基督教傳叫事業的開端。當年的教會,都是用拉丁化的廈門語聖經給教徒讀,所以教徒們讀起來非常方便。

馬偕在臺灣的故事很多,下面市是他在艋舺﹝今日萬華﹞傳教的故事。

馬偕在艋舺傳教能夠成功,這真是一件奇蹟,因為艋舺是當時最崇拜偶像的地方,迷信支配了人們全部的生活,而且又非常痛恨基督教。同時當地的官吏也下令說:『把房屋租售給西洋傳教士的,一律嚴加處分。』因此就更沒有人敢信基督教了。可是馬偕在這種激烈反對聲中,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竟借到一所房屋,然後在這所房屋門口掛上「耶穌聖堂」的牌子。當地的官吏看到以後非常憤怒,竟領來一批武裝士兵,用恐嚇的語氣對馬偕說:『這是駐軍地區,你要馬上搬走!』馬偕在這種高壓之下,不得不聽從命令。但是士兵們並不滿足,竟破口大罵馬偕,有的還闖進屋媞L東西。第二天早晨,馬偕正準備要走,又來了一群暴徒,聲言要打死馬偕,馬偕一看來勢凶凶,只好以好言相勸,才算坐船逃到大龍峒。然而馬偕有鋼鐵一般的意志,當天晚上黃昏的時後,他又偷偷跑回艋舺,在街上再找做教堂的房屋。他問一位老年人說:『你家有房子出租沒有?』這一問問得很巧,那老年人回答說:『有。』於是馬偕就如獲至寶似的,跟著那個老年人去了。第二天,馬偕就又把「耶穌聖堂」的牌子掛出來,人們一看到又都圍上來叫罵。然而馬偕根本不介意這些事,他仍舊和藹可親的,到街上去給貧民治病。可是人們還是不瞭解馬偕,而且又把他打出去了。就這樣打跑了再回來,打跑了再回來,一連經過無數次,最後終於感動了艋舺的人們。

馬偕經過十六年的奮鬥,終於使艋舺人都敬服了。他們不再罵馬偕,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馬偕是位偉大的傳教士。當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馬偕回加拿大的時後,當地的士紳立刻出面挽留,要求一定要趕快回臺灣,並且請馬偕接受人們遊行歡送,馬偕只好答應。於是人們就準備一輛大花轎,請馬偕坐在堶情A轎前面有馬隊開路,橋後面有樂隊演奏。一時鑼鼓喧天,熱鬧空前。

十六、七年前,被人們逼得無立足之地的馬偕,現在竟成了人們崇拜的偉人。馬偕勝利了,馬偕成功了。

現在矗立在臺北市中山北路的「馬偕紀念醫院」,就是這位英國傳教士馬偕博士,為了紀念他的族人馬偕船長捐款施醫而建的。馬偕醫院最初是建在淡水,專門為窮苦的貧民免費義診,到了民國初年才遷來現址。

馬偕博士不僅僅專心傳教,而且他也是一個醫術很精明的醫生,尤其對於牙科更有獨到之處。他在臺灣二十多年的傳教生活當中,一共替人拔掉四萬多顆蛀牙。

1872年他到淡水傳教•定居,傳教對象包括漢人、平埔族、山地原住民,娶臺灣五股坑張聰敏為妻。

1901年去世後葬於淡江中學校園中。

馬偕

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加拿大籍長老教會牧師。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一日﹝陽曆三月九日﹞登陸淡水港傳教。在臺灣期間,設「偕醫館」為民眾施診;建「理學堂大書院」、「淡水女學堂」,傳播新知識,啟發婦女知能;其傳教區域,遍及北臺,遠及 瑪蘭平原。為有功臺灣近代化的重要傳教士之一。

第二節  日軍侵台與清治台政策的改變

基本上,台灣開埠後的涉外關係,隨時都有爆發危機的可能。設非外國駐台領事知所節制,或有關國家不藉機興兵,台灣涉外關係是難期和諧的。

牡丹社事件給日本找到了出兵台灣的藉口,也給李讓禮一償夙願的機會。1871年琉球人民航海,遇風飄至台灣東南,遭牡丹社「生番」殺害五十四人,生還的十二人後來經中國送返琉球。日本於一八七三年中日天津條約換約的機會,探知中國無意懲處滋事「生番」,乃決意興兵台灣。

一八七四年四月,由西鄉從道統率海陸軍一萬五千人,用李讓禮為參將,李的舊識─一名美國海軍軍官和另外一名工程師─擔任軍事指揮,還有數十名西洋人擔任引水(導引入港的)和其他技術性指導的任務,購買和租用英、美輪船運輸,利用廈門和雞籠作補結站,以台灣東岸為到達攻擊地區─琅嶠(今屏東車城)─前的最後一個集結地,利用一名歸化美國籍的台灣通華裔和屏東社寮村長的兒子為嚮導和通譯,以威脅利誘方法,屈伏了南台灣大部份的「生番」,包括牡丹社在內的少部份「生番」,雖然不敵敗退,但仍在頑抗。日軍水土不服,並有若干死傷,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中國增兵台灣,與日軍保持一定的距離。中國對於日本此次侵略台灣,並未抵抗,反而出錢引誘日本撤兵,而且由於條約內容的失當,致使日本以為中國默認琉球屬於日本。

牡丹社事件對整個中國的影響,實際上不如對台灣的影響深刻。事後,清廷想起新式海軍的必要;;其次是中國失去琉球─最後第三個藩屬。就台灣來說,牡丹社事件後,新設恆春縣(今屏東縣),台灣由一府變成兩府,政治地位提高;「開山撫番」,「台灣生番」漸成歷史名詞,文化地位提高;取銷渡台禁令,經濟地位提高:自此以後,台灣的開發,更上層樓,開始有了積極的意義。

 三、丁日昌興華措施

丁日昌認為台灣「吏治黯無天日,衙役倚恃官勢,嚇詐鄉里,所欲不遂,輒即私押勒索,被害者往往賣妻鬻子,破產傾家」。因此丁日昌乃嚴懲台地貪官污吏,其整肅官吏範圍含蓋台灣各縣之高級官員如下表:

彰化縣知縣 朱幹隆 縱勇殃民 嚴參懲辦

嘉義縣知縣 楊寶吾 濫收陋規 革職並查辦

嘉義縣知縣 增收陋規 先行革職,倘查有需索

逼勒情弊,即行從嚴參辦(丁日昌奏請予以撤任)

台灣縣知縣 白鸞卿 任差役妄為,竟若無所聞見


又丁日昌在整肅嘉義縣知縣何鑾之際,同時飭令台灣道府,將各廳縣稅契陋規全行裁革,並由撫署出示勒石,永遠禁絕。

由於丁日昌雷厲風行,竟使台地貪吏衣食為之歛跡,上海「北華捷報」即曾報導,謂當丁氏在台灣時,所有官員都陷入極度困窘之中,任何壓詐勒索均不敢進行。

(二)、交通建設

丁日昌於光緒二年十一月獲任命為福建巡撫後,因西班牙商船被劫舊案,深感開辦鐵路的必要。湊巧兩江總督沈葆楨議毀吳淞鐵路,所以奏請盡移台灣。當時,有富商林維源、林為讓兄弟認捐五十萬楊銀以築鐵路,卻因丁日昌去職,捐款被移作晉豫兩省賬款,有借而無還,運自上海的吳淞鐵路軌材,終成廢物。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通商委員張鴻祿等稟請台灣巡撫劉銘傳造鐵路。劉銘傳上疏,指出台灣若造鐵路,調兵極便,有利海防;貨物立見殷繁,有利建省城;築路同時修橋,有利台灣工程。因為台灣地處邊陲,保守的反對力量小,加上李鴻章暗助(因劉銘傳屬李鴻章的淮軍系統),所以前後八、九年的施工期間,大多在官方經理下,除聘工程師和司機用洋人外,概用華人,管理也全在華人。